逆境出战：向老丘学习

逆境出战：向老丘学习 

文：黄汉伟

我最近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邓寇克大行动》（Dunkirk), 另一部是《黑暗对峙》（Darkest Hour)。这两部电影都是讲述英国二战期间的历史电影。1940年，希特勒的德军席卷欧洲，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失效被轰下台。保守党请主战的丘吉尔出阵担任英国首相。当时丘吉尔时年65岁。

丘吉尔一生传奇，何止可拍成两部电影? 我书柜中有一本藏书名叫《丘吉尔的荒漠岁月》讲述他战争胜利后从1945-1955年的整十年生涯岁月。我还在寻觅着也期待着第三部讲述他1945年后的电影。

丘吉尔是英国近代史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他曾任财政部长，后转任普通议员。从战时首相，和平后保守党失势，老丘失掉相位。那几年的荒漠岁月，他周游欧洲，画画写作过日子。5年后，他又重新登上相位。他成为了世界上少数上台，下台又上台的首相。

老丘任首相时段在战乱期间，也在和平后的英国。这种在逆境出战的精神是管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精采及经典课程。

我在2013年5月后，从前座议员退下转任后座议员时，读了丘吉尔荒漠岁月这本书，鼓舞了我继续奋进。

在政治领导上，伟大的领袖都不是油头粉面之辈，也不是比拼脸书上多少个 Like。 而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做决定，领导整个国家前进。

担任最高领导者，要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做很多决策。领导者要从充分授权予下属或事事亲力亲为的微观管理（micro-manage), 两者择一或交替使用。犹疑不决的领导人不是一个好领导，这会拖延整个工作进度。

电影里的老丘在床上吃早餐后，就躺在床上口述草拟演讲稿及书信，让秘书即时用打字机打稿。他拖着疲累的身体，以精密的思考，领导着英国抗战，最终取得胜利。在战争后期，他身体疲弱到在内阁会议后，需要由士兵帮忙抬椅子和人上楼休息。

马来西亚政治领导圈里也出现了多位政治老将，从马哈迪，林吉祥到安华，末沙布等人皆是在沙场上身经百战之人物。我不晓得他们是否会成为另一个丘吉尔，但是逆境出战的精神总是令人肃然起敬。

马主席的中文

马主席的中文 
文：黄汉伟

我上网听了民政党主席拿督斯里马袖强在”马华民政团结势更强”大集会上致词视频的片段。马主席应该是鲜少用中文，连任何华裔家庭里小孩都会分辨出的“子弹”和“鸡蛋”都会搞错，这可是大出丑。反而是“高峯”，“高潮”，“恩恩爰爱”，“恩恩怨怨”的说法是技术的错误，博君一笑而已。

几天后，马主席接受了一家中文报章的专访，以全国封面访问了他的中文稿准备过程。他所谓的演讲稿，一个中文字都没有，全是英文及英式拼音。

如果马主席是初出茅庐的后座议员，或许我们会包容他，给他鼓励的掌声。但他不是。马袖强可是全国性华基政党的党魁，一个号称拥有槟州华裔首席部长人选的政党。马袖强亦是四个华裔内阁部长之一，是具指标意义的华裔从政者。

马主席兼马部长如此的全盘西化，怪不得联邦政府华校拨款年年拖延，承认独中统考的一里路走来走去都走不完。

语言政策及教育政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博弈。我们无法对于一位中文如此薄弱的华裔政治领导者及其政党有什么期望。

念英校的老牌华裔政党领导者从李光耀，林苍祐到林吉祥，他们都须下功夫学习中文，至少能在群众大会上说说中文，混合方言及英巫文。这是非常基本的从政要求。至少办到口语能力，有限的书写及阅读能力。

随着英校改制成国民学校，众多华裔家庭送孩子进华校，说中文的群众越来越多。

新进的华裔政党领导者不能像以往般混水摸鱼的巴刹式啰惹语言。新一代的华裔政治领导者如是出身英文背景者须咀英含华，出身华校背景者须咀华含英，还须马来文能力，到三语尽通的境界。

邻国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从总理李显龙，部长傅海燕，后座议员孙雪玲的中文造诣颇高。我听过他们的中文演讲，是有大将之风的演讲。

要掌握口语中文并不难。中文经过五千年的千锤百炼，语言的任何描述都可浓缩成4个字的成语或者是典故的描述。学习中文者如能掌握成语及名句精华的能力，基本上可以达到初中程度。

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连带着中文力量在全球的壮大，我们对于华裔领导人的中文有更高的要求。他们须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的省市及国家级领导有更高层次的交流，能够谈除了天气以外，中华文化的深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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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的道歉

老马的道歉 

文：黄汉伟

我上网看了前首相敦马哈迪在土著团结党首届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视频及后来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片段。报纸上斗大的标题：“敦马道歉”文字报导了当时的状况，但看视频才能更好的掌握当下的脉动。

查实敦马不是第一次道歉。上回他道歉是2016年8月25日，他在其个人部落格撰文为当年他任首相时修改宪法削弱王权一事，导致纳吉政府在无需通过国家元首的批准下让《2015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宪报成为法律。国安会法令绕过联邦宪法赋权予首相将安全严重受影响的地区颁布为保安区，颠覆了联邦宪法列下紧急状态是属于国家元首的权力。

其实敦马是政坛老马识途，他也曾以举动来释放其善意及歉意。2016年哈芝节前夕，敦马亲身到吉隆坡高庭，以行动支持安华挑战国安会法令。在安华抵达法庭后，两人双双含笑，握手问好，并互拍对方肩膀示意。这是自马哈迪在1998年开除安华副首相职以来，18年后两人首度公开握手。拥护马哈迪者解读为一握泯恩仇。马来前锋报淡化这一握的效应，定位为老马向安华握手道歉。

道歉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心理学权威Aaron Lazare 在其大作 《道歉的力量：维护尊严与正义，进行对话与和解》所言公共道歉是一种自己和众人的集体疗愈，代表着人权标准提高的新时代的到来。

历史上著名的公共道歉包括了1865年美国总统林肯在盖兹堡发表了第二任就职演说为美国蓄奴制度的道歉，1970年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双腿下跪及2008年澳洲总理陆克文在澳洲国会上正式三度为澳洲在实行的白澳同化政策道歉。

日本企业也常为公司产品所出现的毛病做出公共道歉。企业主管西装领带站一排躹躬45度，眼睛看着鞋子的角度，保持躹躬15秒或更久，以表深刻的反省及歉疚。不过，一个道歉成性的国家却在战争罪上破例不低头是个值得研究的比较道歉学课题。

道歉学也显然进入新的公共空间。我阅报得知香港立法议会在2017年7月13日三读通过了《道歉条例草案》。这是亚州第一个为道歉立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律政司司长在立法议会发言指道歉法提倡和鼓励作出道歉，以期促进解决争议，能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条例列明某一个人向其他人道歉时，不构成承认过失或法律责任。

美国麻省在1986年就制定全球第一个道歉法。立法宗旨为在意外发生时，当事人以行动或言语向伤者或死者家属表达哀悼或歉意，不构成承认过失或法律责任。这其实是符合人性的立法，并鼓励一个关怀他人的社会。不然的话，医生在动手术发生状况时会犹豫不决，该不该说“我很抱歉，I am sorry”。

话说回头，敦马选择在土团党大会及众媒体前发表道歉的言论是特别的。马来民族的确是个时常发表道歉的民族。每一年开斋节新年，马来人口头上就会挂着“Maaf Zahir dan Batin”的话。这是文化风俗。敦马说他自战后1945年就从政，他为他从政多年来的过失而道歉。我倒是没有听过与马哈迪同期同地位的新加坡李光耀或印尼苏哈多做出为自己从政的过失而道歉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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